李公佐（约770年—约850年），字颛蒙，陇西人，唐代著名小说家。尽管李公佐是留存单篇作品最多的传奇作家之一，但传奇小说在当时地位较低，所以，传奇作家的生平大多不详杭州股票配资，相关资料零散而稀少。李公佐生平也正如此。
李公佐的生活时代，一般都参照白行简（白居易之弟）来定位。白行简是李公佐挚友，他叙述道：“贞元中，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，……公佐拊掌竦听，命予为传。”（《李娃传》）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，白、李相遇，二人性情相投，兴趣相合，白行简给李公佐叙述了李娃勇敢追求爱情的故事，李公佐建议白行简创作《李娃传》，于是，遂有传奇史上的名篇诞生。由此推理，李、白二人同辈，年纪相仿（李略长于白），且二人交情不浅。所以，一般定李公佐生于大历年间。
大概在二十余岁时，李公佐考中进士（《神仙感遇传》卷三：“李公佐举进士。”）。考中后，他没有被吏部铨选，于是就开始了漫游。这也是唐代士子的普遍做法。不过，与高适、杜甫的漫游方向不同，李公佐选取的路线明显带有个人兴趣，贞元十三年（797年），他南渡洞庭湖，入湘江，经湘阴、长沙、衡阳、零陵，直至苍梧之野大舜的去世之地——九嶷山。他是在访古，采访相关传说。据此推理，李公佐骨子里就喜欢收集怪异故事，这也是他热衷于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。
在郴州，他偶遇征南从事杨衡。杨衡是曾经与苻载等隐居庐山的“山中四友” 之一，李、杨二人“泊舟古岸，淹留佛寺，江空月浮，征异话奇”（李公佐《古岳渎经》），两人的话题仍然以“征异话奇”为主。李公佐还是在为创作传奇而积累素材。
展开剩余75%贞元十八年（802年），李公佐自苏州乘船前往洛阳，泊舟淮河岸边，逗留了一段时间。此时的李公佐，年过而立，仕途无着，表面上看是考中了进士，但实质上却仅仅是捞取了一点漫游的资历而已，他满是怀才不遇的失落。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，他创作了传奇名篇《南柯太守传》。李公佐虚构了一位落魄侠士淳于棼，在大槐树下饮酒，醉后梦见槐安国王邀请他，以之为驸马，任之为南柯太守，尽享人间富贵二十年。梦醒后，淳于棼“见本里闾巷，不改往日，潸然自悲，不觉流涕”。李公佐极力刻画美妙的梦幻之旅与梦醒后凄凉现实间的巨大反差，可谓曲尽人世沧桑！功名与富贵是人最普遍的追求，可真正飞黄腾达、光宗耀祖者能有几个？更广大的士子，还不都在沉沦下僚或汲汲于奔波之中？当看清官场、参透人生后，失落者必然会有空幻感。同样仕途失落的李公佐，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一普遍的人生困惑，赢得了千古同赏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元和年间，在京官无望的情况下，李公佐入幕，担任江淮从事之职。这个职位不详所指，有人推理，可能是常州刺史崔芃的随从官。元和六年（811年），李公佐赴京办事，“元和六年夏五月，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，回次汉南，与渤海高钺、天水赵儹、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。宵话征异，各尽见闻”（《庐江冯媪传》），归途中他经停荆州，与高钺、赵儹、宇文鼎四人夜话，“宵话征异”，说起了庐江冯老太太的奇遇，随后就写下了传奇《庐江冯媪传》。这也再次证明，李公佐生性喜欢收集怪异故事，与朋友座谈时，这类故事还是雷打不动的主题。
元和七年（813年），江南西道观察使崔芃病故，跟随崔芃、任判官的李公佐也即失业，于是他沿江东下，至建业（今南京市），游历了秦淮河畔的瓦官寺：“元和八年春，余罢江西从事，扁舟东下，淹泊建业，登瓦官寺阁。”（《谢小娥传》）在瓦官寺，李公佐得知谢小娥父亲、丈夫被盗贼杀害的悲惨遭遇，他仗义相助，谢小娥得以手刃仇人。
有意思的是，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夏，在返回长安的途中，李公佐经停泗水岸边的善义寺，寺内一尼，指李公佐说：“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？”（《谢小娥传》）原来这尼姑竟然是五年前在建业遇见的谢小娥。见到恩人后，谢小娥给李公佐详细叙说了她手刃仇人的经过，李公佐啧啧称奇，据此完成了传奇名篇《谢小娥传》。
返回长安后的李公佐行踪不明，估计一直是处于落魄之中。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会昌四年（844年），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后，李公佐才又谋得一份差事。李绅是大员、要员，也是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作者，他与白居易、白行简关系密切，也应该与李公佐关系不错；此次他以司空、宰相的头衔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，为东南军政长官。李绅顺带聘任李公佐为扬州录事参军。
这一履历尚有商榷的余地。因为此时的李公佐已经七十多岁了，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李绅会邀请这样一位老人去担任参军吗？何况，这个李公佐，四年后还被动地卷入了牛党报复李党的事件中（李绅为李党要员），受到牵连。此时的李公佐，已是接近八十岁的老人了。以当时的情境推理，作为七十多岁的老人，李公佐还有必要为这份参军之职而远赴千里之外吗？假如是京官权要，那七十多岁任职者不乏其人，但扬州录事参军可是地方官、是低级别的服务官，这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而言，应该没什么吸引力的。所以，李绅所邀请的李公佐，或许不是传奇作家李公佐。
李公佐一生经历了代宗、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等朝，也必定经历了时局的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，只不过他才秀人微，漂泊游幕，始终游走于政治的边缘地带。在仕进无门、生涯落寞、洞悉世情之后，他明显放弃了占据文坛显赫位置的诗文创作，而是坚定地走向了传奇小说之路。这也意味着他必定与功名擦肩而过。所以，其小说里，就渗透着对功名病的深刻讽刺。《南柯太守传》里的梦里功名，“贵极禄位，权倾国都”的风光无限，以及淳于棼钻进去实现“梦想”的“蚁穴”，都是高度形象的讽刺：多少达官贵人汲汲钻营的官场，竟然是一个“蚁聚”的“蚁穴”！而这一讽刺的背后，又隐藏着李公佐对仕途和官场多么深的失望！
有一个记载，能反映出李公佐这个讽刺的辛辣程度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：“近代有造谤而著者，《鸡眼》《苗登》二文；有传蚁穴而称者，李公佐《南柯太守》；有乐妓而工篇什者，成都薛涛；有家童而善句者，郭氏奴（不记名）。皆文之妖也。”作为正统派的李肇，将李公佐及其《南柯太守传》称之为“文妖”，正反映出“蚁穴”之喻的确是戳中了正统士大夫的痛点，以至于让他们愤怒得要进行人身攻击了。
由此也可以看出，李公佐传奇小说的影响之大。他是传奇小说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。鲁迅先生曾说：“传奇诸作者中特有关系者二人。其一，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，名亦甚盛者，曰元稹。其二，多所著作，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，曰李公佐。”显然，鲁迅是将元稹与李公佐看作是唐传奇的两位代表人物。作为研究古典小说的权威学者，鲁迅先生的话，是有说服力的。当然，如果再考虑到李公佐作品数量多于元稹的因素，我们可以认定，李公佐是唐传奇创作中首屈一指的大作家。（执笔：清辉 编辑：王丽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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